摘要_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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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乃德，2005，〈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2: 1-34。
其他摘要或評論
鄭仰恩，〈從台灣轉型正義之歷史與社會實況看修復式正義之落實〉
摘要
轉型正義的議題背景是「第三波民主化」，當這些國家從威權獨裁政體轉型為民主國家，要如何處理過去的歷史，便成為一大難題。
[1] 「第三波民主化」由S. P. Huntington在他的著作《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浪潮》提出。有網友整理三波民主化的特徵，我無法判斷是否正確。
[2] 黃丞儀老師在臉書上討論「蔣介石是二二八的元兇嗎？」，也是依循當時法律來判斷責任歸屬，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即使是蔣介石「也應該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保護」。
[3] 單純將這次的釋字看成一次糟糕的釋字，便會冒著喪失探究當時法律如何運作的機會。
[4] 蘇慶軒指出採取「司法鎮壓」的威權政府，轉型正義的推動比採取「非法暴力」者更弱；司法菁英參與威權政府，同樣也會削弱轉型正義的力道。請見他為《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寫的書介。書介一、書介二。
[5] 需要在此提醒的是，「一萬多受害者，卻沒有任何加害者」這句話經常被誤解為政府刻意掩埋歷史真相，其實理解為「一萬多受害者，卻沒有追究任何加害者」可能更為貼切。請見風傳媒的新聞〈「加害者幾乎都是公務員」 吳乃德：臺灣政治迫害非常體制化，但社會和民眾不在意〉
[6] 許多人對吳乃德的印象，可能是他在國史館舉辦的「20世紀臺灣民主發展學術討論會」發表的〈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在這篇文章，他聲稱蔣經國知識水平不高，國民黨對民主化的貢獻在於主動把自己從民主化道路中搬離，這些論點雖然不像學術的討論，但由於當時（或許直到現在仍是）蔣經國的形象相當正面，這篇文章的發表引起許多人熱議。
[7] 民間真相促進委員會協助出版的《無法送達的遺書》，對於抗爭背景有相當清楚地勾勒。另可參考蘇慶軒對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簡述。
[8] 描繪外省人抗暴英雄，可能是吳乃德著手書寫《百年追求》卷二的動機。本書相當好看。
[9] 以不同的理由，有些論者認為轉型正義難以區別於政治清算。參見葉浩，〈從過去的執拗低音到今日的主旋律—— 關於台灣轉型正義論述的側寫〉
吳乃德，2005，〈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2: 1-34。
其他摘要或評論
鄭仰恩，〈從台灣轉型正義之歷史與社會實況看修復式正義之落實〉
摘要
轉型正義的議題背景是「第三波民主化」，當這些國家從威權獨裁政體轉型為民主國家，要如何處理過去的歷史，便成為一大難題。
在「轉型正義的難題」一節，吳乃德依序說明轉型正義的難題：
- 威權政體核心成員的責任追究問題：核心成員的責任雖然較無爭議，但通常這群人仍占據高位，且受到民眾擁護，追究他們的責任可能促使政治動盪與社會對立。
- 威權政體執行命令者的責任追究問題：執行命令者的責任歸屬較難判定，辨別他們的行動是出於自由意志，還是服從權威相當困難。追究他們的責任常常會引來「權力鬥爭」之譏。「劊子手」的身分向公眾揭露後，被害人也不一定會選擇原諒這群人。
- 責任追究的手段選擇：追究責任的手段亦須遵循「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1]。在追究責任決心最強烈的民主國家，以「過度執法」與否判定責任歸屬。而在西班牙、羅德西亞和烏拉圭等國家，則是採取放棄記憶與追究的「祛記憶」(disremembering)策略。
「真相委員會」介於兩者之間，在消極的意義上，它是政治妥協的手段，在積極的意義上，則是希望「後代記起教訓」、維持社會和諧。不過，現實的情況是，真相往往無法帶來和解。 - 受害人補償：臺灣政府對受害者的物質補償並不慷慨（比較阿根廷與臺灣），且由於大法官釋字指出「國家安全法杜絕上訴的法律沒有違憲」(p.19)，也因而讓受害者無法取回他們遭到沒收的財產[3]。
在「缺乏歷史正義的轉型」一節，作者整理「缺乏轉型正義」的主要因素：
- 轉型途徑：威權政府是遭到推翻還是和平轉移
- 民主轉型之後各政治勢力在權力結構中的比重
- 威權體制的性質：政權採用暴力鎮壓的程度[4]
而臺灣的轉型正義是「一萬多受害者，卻沒有任何加害者」(p.15)[5]，主要的原因則包括：
- 民主轉型的模式：解嚴後，國民黨的領導人李登輝雖然是台灣人，但本身並沒有反省威權統治的戕害。
- 威權體制在經濟上的表現讓人民懷念蔣經國[6]
- 「壓迫的時刻」：根據「不當審判基金會」賠償的政治案件統計，「90%的人權侵犯事件發生於1970年之前」，過去的歷史傷痛慢慢被遺忘與淡化[7]。
在「歷史記憶和民主未來」一節，吳乃德以審慎的筆調，寫出追尋轉型正義的重要。固然轉型正義不一定會帶來和平與理解，且臺灣社會集體記憶沿著族群的界線而分裂。但是，歷史記憶「成為未來世代的民主教材」(p.31)並非不可能。吳乃德的底氣在於，「兩個族群都有成員曾經勇敢地反抗國民黨的獨裁政治」(p.31)，且外省人是政治受難者的比例相當高[8]。並且，「歷史真相的揭露，也可以讓特定族群的一般成員，不再需要承擔過去統治團體的罪惡。」(pp.31-32)。最後，吳乃德斷言，自己社會的歷史與回憶，才能讓過去的歷史發揮民主教材的效果。
一個政治共同體同時也是一個道德共同體；在這種共同體之中，人和人彼此關聯，也共同為感情和道德情操所維繫。(p.33)
評論
歷史書寫除了追問「真實」，除了自省外，果真能成為「民主的教材」嗎？我不相信。在司法與情治單位的操作下，受害者彼此互咬也是有可能發生之事。如果要追究執行者的責任，那麼也是必要追究「原本是受害者，後來卻成為加害者」的這一群人。季季筆下的《行走的樹》，便是這樣的故事。
彷彿是為了包容分裂的集體記憶似的，作者在文中相當含混地使用「轉型正義」的概念。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到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要有轉型正義，解除戒嚴後也需要有轉型正義，那麼「轉型正義」到底與「政治清算」差異在哪裡？[9]
近代台灣有兩次政權轉移／轉型；在這兩次的轉型之後，轉型正義的問題都沒有被完整地處理。註釋
[1] 「第三波民主化」由S. P. Huntington在他的著作《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浪潮》提出。有網友整理三波民主化的特徵，我無法判斷是否正確。
[2] 黃丞儀老師在臉書上討論「蔣介石是二二八的元兇嗎？」，也是依循當時法律來判斷責任歸屬，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即使是蔣介石「也應該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保護」。
[3] 單純將這次的釋字看成一次糟糕的釋字，便會冒著喪失探究當時法律如何運作的機會。
[4] 蘇慶軒指出採取「司法鎮壓」的威權政府，轉型正義的推動比採取「非法暴力」者更弱；司法菁英參與威權政府，同樣也會削弱轉型正義的力道。請見他為《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寫的書介。書介一、書介二。
[5] 需要在此提醒的是，「一萬多受害者，卻沒有任何加害者」這句話經常被誤解為政府刻意掩埋歷史真相，其實理解為「一萬多受害者，卻沒有追究任何加害者」可能更為貼切。請見風傳媒的新聞〈「加害者幾乎都是公務員」 吳乃德：臺灣政治迫害非常體制化，但社會和民眾不在意〉
[6] 許多人對吳乃德的印象，可能是他在國史館舉辦的「20世紀臺灣民主發展學術討論會」發表的〈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在這篇文章，他聲稱蔣經國知識水平不高，國民黨對民主化的貢獻在於主動把自己從民主化道路中搬離，這些論點雖然不像學術的討論，但由於當時（或許直到現在仍是）蔣經國的形象相當正面，這篇文章的發表引起許多人熱議。
[7] 民間真相促進委員會協助出版的《無法送達的遺書》，對於抗爭背景有相當清楚地勾勒。另可參考蘇慶軒對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簡述。
[8] 描繪外省人抗暴英雄，可能是吳乃德著手書寫《百年追求》卷二的動機。本書相當好看。
[9] 以不同的理由，有些論者認為轉型正義難以區別於政治清算。參見葉浩，〈從過去的執拗低音到今日的主旋律—— 關於台灣轉型正義論述的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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