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祖國：戰後初期臺灣的國家認同競爭
書目資訊
吳叡人，2001，〈三個祖國：戰後初期臺灣的國家認同競爭〉。頁23-82，收入蕭阿勤、汪宏倫（主編），2016，《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臺北市：中研院社研所。
其他書評
張隆志，2017，〈評《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灣社會學刊》，33，頁185-191。
心得[1]
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我認為吳叡人老師的著作有著文筆流暢、論旨容易掌握的優點。不過，我卻很少被他的論點說服。如果說這並不僅僅是對短篇幅論著做出過高要求之舉，我想這個「隔靴搔癢」的感覺與他鮮少在事件層級上進行分析有關。
他長期關注菁英的民族論述[2]，試圖以此分析臺灣人政治認同的「過程」。文化菁英的長處在於「將這些混亂、不統一的自發性認同予以連結、整合成一個邊界清晰的、共享的認同」(p.28)[3]，而且菁英是從屬於組織的（參見p.29註2）。他們的話除了動聽，實也說出政治菁英的心聲，有著組織力量在背後支持。援引資源競爭模型，他一方面在結構的層次上分析國家政治權威在二戰終戰到韓戰爆發之間，屢屢受到地方政治菁英的挑戰，另一方面在行動的層次上分析臺灣文化菁英所試圖形塑的集體政治認同。
這篇文章能夠證明的是，在國家建構工作不穩定時，民族認同形塑工作也會受到挑戰。但吳叡人的企圖並不僅限於此，他細分挑戰者的集體政治認同想像，包括二戰終戰後輸誠、二二八期間自治要求，及其後共產黨解放與聯合國託管這兩種想像，卻沒有說明在什麼意議上提出這些區分。史料間的取捨，並非毫無實務上的政治意涵，例如他強調學生是特別容易受到意識形態動員的一群人。如果這裡集體政治認同的分類只是史料的敷陳，那麼所謂「從結構面進行歷史社會學的推斷」(p.36)，終究只顧及到結構的那一面，行動的意義——尤其是集體政治認同形塑成效——仍無法妥善安置。畢竟，在吳叡人自己的理論架構當中，對抗官方民族主義的民族認同宣傳，是地方政治菁英挑戰的一環，而這種認同形塑的工作，如何團結與促進庶民的行動卻失之闕如。
在解釋上，讀者當然有權提問，國家受到挑戰是什麼意思？更具體來說，如果國家政治權力受到挑戰，何以美國大使館還是做出台民自治不可行的觀察？在詮釋上，這些行動者在什麼文化資源的情境中提出不同的主張？受到美國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口號的激勵，讀者可以理解在1920年代的臺灣發起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然而，我們除了臺灣是「弱小民族」這個本質論調或類屬性質的說明外，很難理解為何從二戰爭戰到韓戰之間，臺灣人會有能夠臺民自治的期待？
在史料的使用上，吳叡人固然批評陳翠蓮以菁英的認同代表全體台灣人的認同，但他在論及國民政府來台時，陳儀與地方政治菁英產生矛盾，同樣是用林獻堂的日記來概括台灣地方菁英的期待。對於文化菁英的認同分析，固然是一種權宜之計，但也並非毫無代價。菁英與庶民的區分界線隱含著知性能力的落差，沒有被組織起來的群眾，無能提出一套清楚而完整的認同，而有待於彌賽亞／知識分子為其領導。「哲學家們迄今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詮釋世界；然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Marx, 1845/2002)。知識分子的許諾，我們在這篇卻無法得知其如何落空。
註腳
[1] 從本書開始，改變書摘的撰寫方式。
[2] 以吳叡人出版的著作來說，他先後處理的主題包括日治時期的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戰後初期的臺灣再解放同盟與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
[3] 蕭阿勤在〈記住釣魚台：領土爭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與懷舊的世代記憶〉一文，對於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界定為「擅長召喚過去、建構集體記憶」，與吳叡人的界定相同。
吳叡人，2001，〈三個祖國：戰後初期臺灣的國家認同競爭〉。頁23-82，收入蕭阿勤、汪宏倫（主編），2016，《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臺北市：中研院社研所。
其他書評
張隆志，2017，〈評《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灣社會學刊》，33，頁185-191。
心得[1]
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我認為吳叡人老師的著作有著文筆流暢、論旨容易掌握的優點。不過，我卻很少被他的論點說服。如果說這並不僅僅是對短篇幅論著做出過高要求之舉，我想這個「隔靴搔癢」的感覺與他鮮少在事件層級上進行分析有關。
他長期關注菁英的民族論述[2]，試圖以此分析臺灣人政治認同的「過程」。文化菁英的長處在於「將這些混亂、不統一的自發性認同予以連結、整合成一個邊界清晰的、共享的認同」(p.28)[3]，而且菁英是從屬於組織的（參見p.29註2）。他們的話除了動聽，實也說出政治菁英的心聲，有著組織力量在背後支持。援引資源競爭模型，他一方面在結構的層次上分析國家政治權威在二戰終戰到韓戰爆發之間，屢屢受到地方政治菁英的挑戰，另一方面在行動的層次上分析臺灣文化菁英所試圖形塑的集體政治認同。
這篇文章能夠證明的是，在國家建構工作不穩定時，民族認同形塑工作也會受到挑戰。但吳叡人的企圖並不僅限於此，他細分挑戰者的集體政治認同想像，包括二戰終戰後輸誠、二二八期間自治要求，及其後共產黨解放與聯合國託管這兩種想像，卻沒有說明在什麼意議上提出這些區分。史料間的取捨，並非毫無實務上的政治意涵，例如他強調學生是特別容易受到意識形態動員的一群人。如果這裡集體政治認同的分類只是史料的敷陳，那麼所謂「從結構面進行歷史社會學的推斷」(p.36)，終究只顧及到結構的那一面，行動的意義——尤其是集體政治認同形塑成效——仍無法妥善安置。畢竟，在吳叡人自己的理論架構當中，對抗官方民族主義的民族認同宣傳，是地方政治菁英挑戰的一環，而這種認同形塑的工作，如何團結與促進庶民的行動卻失之闕如。
在解釋上，讀者當然有權提問，國家受到挑戰是什麼意思？更具體來說，如果國家政治權力受到挑戰，何以美國大使館還是做出台民自治不可行的觀察？在詮釋上，這些行動者在什麼文化資源的情境中提出不同的主張？受到美國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口號的激勵，讀者可以理解在1920年代的臺灣發起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然而，我們除了臺灣是「弱小民族」這個本質論調或類屬性質的說明外，很難理解為何從二戰爭戰到韓戰之間，臺灣人會有能夠臺民自治的期待？
在史料的使用上，吳叡人固然批評陳翠蓮以菁英的認同代表全體台灣人的認同，但他在論及國民政府來台時，陳儀與地方政治菁英產生矛盾，同樣是用林獻堂的日記來概括台灣地方菁英的期待。對於文化菁英的認同分析，固然是一種權宜之計，但也並非毫無代價。菁英與庶民的區分界線隱含著知性能力的落差，沒有被組織起來的群眾，無能提出一套清楚而完整的認同，而有待於彌賽亞／知識分子為其領導。「哲學家們迄今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詮釋世界；然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Marx, 1845/2002)。知識分子的許諾，我們在這篇卻無法得知其如何落空。
註腳
[1] 從本書開始，改變書摘的撰寫方式。
[2] 以吳叡人出版的著作來說，他先後處理的主題包括日治時期的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戰後初期的臺灣再解放同盟與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論。
[3] 蕭阿勤在〈記住釣魚台：領土爭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與懷舊的世代記憶〉一文，對於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界定為「擅長召喚過去、建構集體記憶」，與吳叡人的界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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