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_政體與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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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麟，2005，《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臺北市：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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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本書書名《政體與身體》標示作者的核心論點。在1928年，中國國民黨完成北伐，建立南京政權，而中國共產黨則轉往井岡山、贛南地帶發展。如果說過去統治者僅能控制「縣」以上的行政單位，從兩者展開陣地戰開始，政體便試圖直接控制身體。雖然1937年蘇維埃政權因「共赴國難宣言」而解散，但在這個時期學習的統治經驗仍然沿用至後世。
除去自序、參考文獻與索引外，本書分成七章。第一章為緒論，接著的五個章節為本書主幹，第二章與第三章指出作者考察時期的特色在於，中國兩個實質統治政權——南京政府與蘇維埃——沿襲著清末民初統合「國」、「民」的新民說理想，試圖直接管控人民的行為與政治認同。第四章與第五章則分別檢討當時共產黨的「土地革命」與「擴大紅軍」的政策。第六章則討論當時的婦女、兒童與勞工政策。第七章為結論。
除去自序、參考文獻與索引外，本書分成七章。第一章為緒論，接著的五個章節為本書主幹，第二章與第三章指出作者考察時期的特色在於，中國兩個實質統治政權——南京政府與蘇維埃——沿襲著清末民初統合「國」、「民」的新民說理想，試圖直接管控人民的行為與政治認同。第四章與第五章則分別檢討當時共產黨的「土地革命」與「擴大紅軍」的政策。第六章則討論當時的婦女、兒童與勞工政策。第七章為結論。
第一章〈脈絡化的身體歷史〉定位本書在文獻中的位置，共分為三節。相較於過往從「階級」角度分析革命，作者認為從「身體」的角度理解革命可以揭示「階級革命的善意、理想、矛盾與衝突」(p.2)。過往研究關心革命這種集體暴力如何創建新的社會秩序與政體，作者認為這樣的分析可以延用於討論身體的變化。在解釋框架方面，相較於「建構論者」認為身體「單向地受到社會結構和權力體系的穿透」，作者認為需要同時觀察到「身體的抵抗」如何抵銷統治者的政策效果 (p.15)。另外，本書也試圖與一般反共書寫拉開距離。作者相信階級革命存有善意，但也提醒讀者不可忽略善意經常造成反效果，其原因在於「解放的實踐也必須以人的工具化作為條件才能實現」(p.16)、「這中間並沒有預留一個自由為『人』的現在或未來空間」(p.37) [2]。
作者認為「身體研究」可以連結人口學研究與生命史書寫等兩個不同分析層次。持著多變量的科學觀，作者認為「身體與外在空間和權力其實有著一定的關聯」(p.19)。這些國家權力的類型包括「規訓權力」、「行政權力」、「武裝暴力」等。
最後，在選用的材料上，作者承認他所能運用的史料殘缺不全，主要有三類來源，首先是蘇區當時的重要刊物如《紅色中華》、《鬥爭》與《青年實話》。其次，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回憶作品。第三，1980年代出版的檔案，包括「黨團的決議、文宣、法令和省委與特委的報告」(pp.28-29)。作者承認史料的限制使得他偶爾「必須以文件上的應然宣稱，來反推實然的情境可能如何」(p.28)。
第二章〈蘇維埃的政體與身體〉處理中國共產黨在蘇維埃時期如何建立其政權，並且說明其統治特色為「結合『政體』與『身體』」、「階級化的身體」。
1928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在蘇區建立政權有三個原因：馬克思於〈哥達綱領批判〉中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描述、蘇聯將中國視為對日屏障的戰略、中共自身的生存鬥爭[3]。當時蘇維埃政權被賦予的重要任務除了對抗資產階級政權外，便是改造人民的身體與生活。
從國體與政體的角度來看，蘇維埃政權屬於共和制，但與一般民主政體不同的地方在於「黨高於國」。與共產黨解放中國人民的期望相衝突的是「自我殖民」：
1928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在蘇區建立政權有三個原因：馬克思於〈哥達綱領批判〉中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描述、蘇聯將中國視為對日屏障的戰略、中共自身的生存鬥爭[3]。當時蘇維埃政權被賦予的重要任務除了對抗資產階級政權外，便是改造人民的身體與生活。
從國體與政體的角度來看，蘇維埃政權屬於共和制，但與一般民主政體不同的地方在於「黨高於國」。與共產黨解放中國人民的期望相衝突的是「自我殖民」：
它[即中國共產黨]在抨擊帝國主義的侵華動作時，從來不曾對來自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指揮，有過隻字片語的批評。(p.46)
就在中共中央宣稱要以武裝的革命，來掃除封建和帝國主義的勢力時，它還自耽地接受共產國際的各種指令，並以「保衛蘇聯」作為自己的職志。(p.91)
不過，這個政權終究做到改造人民身體與生活的「傑出成就」。蘇維埃政權的第一個特性是「民主集中制」。「下級機關絕對服從上級機關」，不過「一切問題在未經決議以前，每個黨員有權發表他對那些問題的意見」(p.58)。為了營造民主氛圍，對於那些偏離黨紀律的成員，共產黨傾向於不用肉體消滅的方式來懲罰，除非該黨原先被開除黨籍。相較於對黨員的寬和，階級敵人的對待便是由群眾參與的公審大會，並且付出財產與生命的代價。雖然作者的評估指出，「下情上達」可能性不高，參與者卻也逐漸習慣自我省察、「與黨交心」。
「階級化身體」是蘇維埃政權的第二個特性。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階級」的概念在中國大為流通，1924年「聯俄容共」的政策促使當時運動者開始熟悉工會與農民講習。1928毛澤東上井岡山後，才能真正實現「階級化身體」。階級分類是以「勞動與否」作為判斷標準，不同階級位置的人其經濟與政治機遇不同。如果是以收租為主要或次要收入來源者稱為「地主」或是「富農」，經常成為群眾公審的對象，面臨土地沒收、抄家與死亡命運(pp.77-86)。
蘇維埃民主以「個人所處的階級位置，作為是否享有無產階級民主的依據」，「那些靠剝削他人勞動力、放貸、買辦、傳教，和國民黨站在同一陣線，反對工農利益的人，則與罪犯一樣不得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pp.65-66)。至於政權背景的組成，蘇維埃的選舉制度確保工人階級在政權中有代表性。不過實際的運作卻是由黨事先決定當選人，再動員群眾支持。在入黨的程序上，也依不同的階級位置而有時間長短不一的等待時間。
除了階級身體外，第三個特性在於用各種動員手段打造「公民身體」，確保其效忠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利益。這些動員手段包括推廣識字運動、引入鐘點時間、限定工時、保障婦女利益。這部分在第六章有進一步的分析。
「階級化身體」是蘇維埃政權的第二個特性。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階級」的概念在中國大為流通，1924年「聯俄容共」的政策促使當時運動者開始熟悉工會與農民講習。1928毛澤東上井岡山後，才能真正實現「階級化身體」。階級分類是以「勞動與否」作為判斷標準，不同階級位置的人其經濟與政治機遇不同。如果是以收租為主要或次要收入來源者稱為「地主」或是「富農」，經常成為群眾公審的對象，面臨土地沒收、抄家與死亡命運(pp.77-86)。
蘇維埃民主以「個人所處的階級位置，作為是否享有無產階級民主的依據」，「那些靠剝削他人勞動力、放貸、買辦、傳教，和國民黨站在同一陣線，反對工農利益的人，則與罪犯一樣不得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pp.65-66)。至於政權背景的組成，蘇維埃的選舉制度確保工人階級在政權中有代表性。不過實際的運作卻是由黨事先決定當選人，再動員群眾支持。在入黨的程序上，也依不同的階級位置而有時間長短不一的等待時間。
除了階級身體外，第三個特性在於用各種動員手段打造「公民身體」，確保其效忠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利益。這些動員手段包括推廣識字運動、引入鐘點時間、限定工時、保障婦女利益。這部分在第六章有進一步的分析。
第三章〈身體領導權與蘇維埃身體的建構〉將政體與身體的結合放到更大的脈絡。身體的改造並非一蹴可幾，「古已有之，於今為烈」(p.25)。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選擇沿襲歐洲童子軍的經驗，試圖管控人民的身體。作者以自問自答的形式展開分析：
為何舊有的組訓身體方式，如哥老會、三點會、小刀會和紅槍會等鄉民組織，沒有在二十世紀初葉成為組織和動員身體的管道。它們的式微除了和國家的崛起，以及國家試圖建立一個超越宗族、鄉黨和地域觀念的身體統治有關外，身體忠誠度的單一化發展，這個童子軍、青年團、少先隊和兒童團可以達致的目標，而會黨卻無力完成的結果，也是造成它們不再受到信任的原因。(pp.89-90)
為何模仿的對象是童子軍的經驗呢？作者給了兩個解釋。首先，歐洲各國在十九世紀中葉，生存競爭的壓力日益升高，亟需動員人民身體，而當時的博雅教育無法滿足政權要求。童子軍象徵的是對國家的忠誠與義務 (p.110)。
在國民黨方面，雖然三民主義青年團等成立的背景是抗戰，但作者認為國民黨為了建立國家對人民身體的管控，類似的組織仍會在歷史中出現。尤其考慮到當時的義務教育到十五歲後便停止、防止共產主義青年團吸收青年的進程、向國際學習等驅動力。
在共產黨方面，雖然少年先鋒隊從蘇聯移植到中國面臨到招募成員的困難，但作為國家對於人民身體的控制，仍有重要意義。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普世的運動，「忠誠和接受指導的要求」顯現在童子軍規律、誓詞當中(p.142)。各國的規訓體制「造成的身體領導，一種擴及於肉體、精神、姿勢、衛生、技能、儀容和道德活動的領導，也讓我們必須對過往熟知的領導權概念，如文化領導權、政治領導權，有新的修正和補充」(pp.151-152)。
在國民黨方面，雖然三民主義青年團等成立的背景是抗戰，但作者認為國民黨為了建立國家對人民身體的管控，類似的組織仍會在歷史中出現。尤其考慮到當時的義務教育到十五歲後便停止、防止共產主義青年團吸收青年的進程、向國際學習等驅動力。
在共產黨方面，雖然少年先鋒隊從蘇聯移植到中國面臨到招募成員的困難，但作為國家對於人民身體的控制，仍有重要意義。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普世的運動，「忠誠和接受指導的要求」顯現在童子軍規律、誓詞當中(p.142)。各國的規訓體制「造成的身體領導，一種擴及於肉體、精神、姿勢、衛生、技能、儀容和道德活動的領導，也讓我們必須對過往熟知的領導權概念，如文化領導權、政治領導權，有新的修正和補充」(pp.151-152)。
第四章〈動員的政治經濟學〉指出來自於國民黨的封鎖，使得蘇維埃加劇地動員其成員。動員的正當性在於馬克思學說對於未來社會的美好想像（無產階級的翻身），但其效果未如預期。
土地革命的發生直接的基礎在於當時土地的分配不均，不過「共產黨本身在土地政策上的搖擺不定，也讓農民無法產生可以以性命相托的信任」(p.169)，例如毛澤東的「富農路線」，即「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隨著黨內鬥爭而推翻，使得農民害怕自己晉身為富農而不敢盡全力生產。
由於土地革命並未能換得群眾支持，蘇維埃政權開始設想更多的動員手段。動員之所以必須，除了反圍剿作戰外，政權建立、人民身體改造也相當重要(pp.181-182)。紅軍組成複雜，共產黨必須要能讓這群散兵游勇、綠林好漢「維護無產階級路線」 (p.212)。動員的對象幾乎涵蓋所有人，而且雖然黨中央三申五令，不得強迫與命令，卻無法棄強迫手段於不顧。
作者接著分析「群眾示威、公債徵集、借榖運動與革命競賽」等動員活動的成敗(p.183)。共產黨人是否透過命令來動員群眾依各縣份配合程度不同而有差異。有欠（借）無還的公債運動與借糧運動通常少不了命令威逼。
土地革命的發生直接的基礎在於當時土地的分配不均，不過「共產黨本身在土地政策上的搖擺不定，也讓農民無法產生可以以性命相托的信任」(p.169)，例如毛澤東的「富農路線」，即「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隨著黨內鬥爭而推翻，使得農民害怕自己晉身為富農而不敢盡全力生產。
由於土地革命並未能換得群眾支持，蘇維埃政權開始設想更多的動員手段。動員之所以必須，除了反圍剿作戰外，政權建立、人民身體改造也相當重要(pp.181-182)。紅軍組成複雜，共產黨必須要能讓這群散兵游勇、綠林好漢「維護無產階級路線」 (p.212)。動員的對象幾乎涵蓋所有人，而且雖然黨中央三申五令，不得強迫與命令，卻無法棄強迫手段於不顧。
作者接著分析「群眾示威、公債徵集、借榖運動與革命競賽」等動員活動的成敗(p.183)。共產黨人是否透過命令來動員群眾依各縣份配合程度不同而有差異。有欠（借）無還的公債運動與借糧運動通常少不了命令威逼。
第五章〈「到前線去」與「到紅軍去」〉進一步分析共產黨如何在事務過程中精進動員策略。軍隊建構涉及人民身體的改造，紀律的生活不僅出現在紅軍，也擴及一班蘇區民眾、青年學生。
李立三「槍指揮黨」的路線引發黨政軍關係的摩擦。首先是「鋤頭與槍械的選擇」(p.226)，擴大紅軍的規模意味著投入生產的人數必須減少。「在無能創造出經濟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下，以婦女、兒童、老人和傷殘士兵來填補青壯年人口留下的勞動空白，就變成必要的選擇」(p.237)。其次，由於兵源的雷同，紅軍與地方武裝兵團也因搶人而產生摩擦。「地方蘇維埃雖然是蘇維埃政權行使權力的末梢，但有些時候，它也會因著特別的原因而抵銷這個權力的行使」(p.251)。第三，抽調兵力免不了欺騙式動員，使得農民不願信任政府。為了解決這個衝突，蘇維埃政府制定紅軍家屬優待的條例，不過也有「吃喝紅屬」的事情發生，落實與否難以估計。
在1930年底，中共中央發展了更細緻的動員策略。首先是歡送會。「蘇維埃的歡送紅軍不只在肯定紅軍戰士的勇氣與義行，增加群眾對紅軍的信仰與羨慕。它還有一個共產黨人不願嚴明的作用，那就是防止紅軍士兵開小差，逃跑回鄉。」(p.245)。
其次是反逃跑十人團，他們有權逮捕逃跑者，將其送至上級長官處份。而中共在必要時也會採取肉體消滅、有期徒刑、賠償、剝奪選舉權等懲罰手段。最後則是各種在村里進行的歸隊勸說，包括設置紅軍光榮匾、光榮牌；「發動婦女和兒童去取笑和辱罵那些開小差者」(p.254)；請家屬報告政府對家屬的優待情形；剝奪人際互動與社會參與；將開小差者交付群眾大會公審；向開小差者清算賠償的金額。
第六章討論中國共產黨是否真的解放「婦女、兒童與勞動者的身體」。在蘇維埃時期確立婚姻自由的原則，包括「取消強迫婚姻、買賣婚姻、一夫多妻、童養媳、強迫守寡和虐待私生子」，並保障婦女結婚與離婚權利 (p.276)，惟其代價為國家做事。不過，婚姻自由原則也有「性解放」的效果，引發男性農民的緊張，使得中共修訂婚姻法，鼓勵女性與傷殘兵結婚、禁止紅軍妻子提出離婚申請。
在此時期，中共也著手保障兒童權利，包括「十四歲以下的兒童禁止受人雇傭，兒童在家不得過度勞動，也不能任意受到打罵，以及八歲以上兒童一律到校讀書等」(p.279)。不過，他們也被賦予繁多的國家任務，包括「放哨、查路票、打菩薩、慰勞紅軍、鼓勵爸爸哥哥當紅軍，和嘲笑開小差的紅軍外」，也需幫紅軍家屬工作、徵收糧食與推銷政府公債、參與春耕運動。
同時，以工人利益優先的勞動法使得工人工資顯著提高(p.291)，卻因為公債徵集而無法讓工人獲得更好的物質生活。對於學徒制的抨擊，使得許多學徒失業。此外，勞動法的推行還產生許多非預期後果。工人缺乏勞動紀律。1933年「年關鬥爭」的合法罷工行動，讓陳雲不得不重新檢討蘇區的工人抗爭。作者不無諷刺地說：
李立三「槍指揮黨」的路線引發黨政軍關係的摩擦。首先是「鋤頭與槍械的選擇」(p.226)，擴大紅軍的規模意味著投入生產的人數必須減少。「在無能創造出經濟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下，以婦女、兒童、老人和傷殘士兵來填補青壯年人口留下的勞動空白，就變成必要的選擇」(p.237)。其次，由於兵源的雷同，紅軍與地方武裝兵團也因搶人而產生摩擦。「地方蘇維埃雖然是蘇維埃政權行使權力的末梢，但有些時候，它也會因著特別的原因而抵銷這個權力的行使」(p.251)。第三，抽調兵力免不了欺騙式動員，使得農民不願信任政府。為了解決這個衝突，蘇維埃政府制定紅軍家屬優待的條例，不過也有「吃喝紅屬」的事情發生，落實與否難以估計。
在1930年底，中共中央發展了更細緻的動員策略。首先是歡送會。「蘇維埃的歡送紅軍不只在肯定紅軍戰士的勇氣與義行，增加群眾對紅軍的信仰與羨慕。它還有一個共產黨人不願嚴明的作用，那就是防止紅軍士兵開小差，逃跑回鄉。」(p.245)。
其次是反逃跑十人團，他們有權逮捕逃跑者，將其送至上級長官處份。而中共在必要時也會採取肉體消滅、有期徒刑、賠償、剝奪選舉權等懲罰手段。最後則是各種在村里進行的歸隊勸說，包括設置紅軍光榮匾、光榮牌；「發動婦女和兒童去取笑和辱罵那些開小差者」(p.254)；請家屬報告政府對家屬的優待情形；剝奪人際互動與社會參與；將開小差者交付群眾大會公審；向開小差者清算賠償的金額。
第六章討論中國共產黨是否真的解放「婦女、兒童與勞動者的身體」。在蘇維埃時期確立婚姻自由的原則，包括「取消強迫婚姻、買賣婚姻、一夫多妻、童養媳、強迫守寡和虐待私生子」，並保障婦女結婚與離婚權利 (p.276)，惟其代價為國家做事。不過，婚姻自由原則也有「性解放」的效果，引發男性農民的緊張，使得中共修訂婚姻法，鼓勵女性與傷殘兵結婚、禁止紅軍妻子提出離婚申請。
在此時期，中共也著手保障兒童權利，包括「十四歲以下的兒童禁止受人雇傭，兒童在家不得過度勞動，也不能任意受到打罵，以及八歲以上兒童一律到校讀書等」(p.279)。不過，他們也被賦予繁多的國家任務，包括「放哨、查路票、打菩薩、慰勞紅軍、鼓勵爸爸哥哥當紅軍，和嘲笑開小差的紅軍外」，也需幫紅軍家屬工作、徵收糧食與推銷政府公債、參與春耕運動。
同時，以工人利益優先的勞動法使得工人工資顯著提高(p.291)，卻因為公債徵集而無法讓工人獲得更好的物質生活。對於學徒制的抨擊，使得許多學徒失業。此外，勞動法的推行還產生許多非預期後果。工人缺乏勞動紀律。1933年「年關鬥爭」的合法罷工行動，讓陳雲不得不重新檢討蘇區的工人抗爭。作者不無諷刺地說：
就此而言，我們看到總同盟罷工其實隱含一條清楚界線：它只能成為對抗資產階級統治者的手段，它不能成為對抗工農政府的武器，也不能成為妨礙工農政府生存的絆腳石。這種「槍口不得對內」的要求，就是它的政治和道德底線。(p.303)第七章〈「時刻準備著」——革命時期的中國身體〉總結本書的議論。1902年便有將身體與政體統合的倡議。蔣介石政權的訓政與新生活運動試圖控制人民的儀容，而蘇維埃政權「模化和調動身體能力甚至是它的敵人······都無法比擬的」(p.320)。不過，身體的抗拒是必須考慮之物，若非如此，也無須綿密的身體動員。
評論
作者將政權掌控身體的時間點定錨在毛澤東建立農村根據地的1928年。晚清以來，如何讓人民效忠國家成為統治者渴望解決的難題；兩個政府並存而威脅彼此的事實，也讓軍隊建置與改革勢在必行。「反圍剿」、「政體建構」、「身體改造」等政策目標，使得中共施行各種有助於軍事動員、物質徵招的策略。
為了反圍剿而過度徵招兵員造成黨政軍之間、生產與軍隊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緊張關係。民主集中制與階級化身體的政體建構，因為制度運作徒具形式（下情無法上達）、土地革命政策反覆，而無法完全獲得黨員與群眾的支持。公民身體的打造雖然是國家正當化統治的手段，但其實現因政權的需要而打折扣。在身體改造方面，強調效忠國家的童子軍技藝成為不分地區、意識形態，共同採用的身體動員原型，但動員的效果會受到反抗。
身體動員的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困難，使得中共必須化更大的心力去克服，在1930年代末期，動員策略有精緻化的趨向。中共政權透過社會關係的各種義務向逃兵者施壓（養家的義務、回報國家照顧的義務），並且企圖建立紅軍的榮耀形象，反襯逃兵的恥辱。
如同作者所自我定位的，身體控制的分析補充結構面的解釋，有助於觀察政權與人民的互動。雖然不確定這本書的分析是否為「傅柯式」(Foucauldian) 的分析，讀者隱隱約約能看到傅柯的概念，諸如「規訓權力」、對權力的抵抗等。而這是強調經濟關係與政治結構變革者，可能難以察覺的現象。
不過，如同許多論者所曾提到過的，作者對於「身體」的概念似乎有些混雜。有些時候身體是指依人民身分給予的差異對待（階級化身體與公民身體）、有時候是指對軍隊紀律的服從（開小差），又似乎可以指涉對於身體姿勢、監控作息、思想灌輸等身體管控（童子軍）。這某種程度上模糊掉身體視角的銳利與可能的洞見。或許更為嚴重的問題在於，對於共產黨往往訴諸群眾公審、肉體與財產剝奪等強迫手段的描述，反而更揭露出黨生殺予奪的權力而非生產性的權力，才是共產黨統治的基礎。反倒是識字運動的推廣、第六章對於婦女與兒童的分析，比較接近傅柯「規訓權力」的概念。
另外，本書的分析反倒讓人懷疑「身體研究」的可行性。質言之，第五章所描繪的統治技藝的進步，是因為反抗聲音在史料中的空白，還是歸隊人數確實有所增長？如果是前者，恐怕就會有史料詮釋上的錯誤，畢竟提出這些改善辦法者，可能是歷史勝利者或者檢討過往政策者。此外，那些蘇區中的受害者，其觀點只有在中共黨內出現路線之爭時才有可能浮現。作者在書中經常使用反事實的推論方式，恐怕只能告訴讀者「有反抗的存在」，而無法說明政策推行的效果究竟如何的問題。
本書的身體分析也有些未竟全功之憾。1928年是以兩個政府展開陣地戰為始，沿著身體改造的軸線考察，分析似乎不應在蘇維埃政權結束便溘然中止。若能向讀者展示身體演變的階段、身體動員前後的區隔，想必更能說服讀者身體研究的重要。作者在書中偶爾提及蘇維埃政權的身體動員能力超過南京政府的訓政與新生活運動，書中雖然指出兩者共同繼承的傳統，卻不曾直接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殊為可惜[4]。
最後想談談我自己。初讀社會學時，我便拜讀過黃金麟老師的另一本書《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當時的我感到相當震撼，在此之前從未設想過「以戰為治」的想法。在讀畢此書後，閱讀鄭祖邦老師對該書的書評，指出若干批評意見，讓我對於兩位社會學者的治學功力感到佩服。今年1月，黃老師逝世，文筆雖然拙劣，謹以此文紀念老師。
註釋
[1] 本書第三章與第六章掃讀。
[2] 作者詮釋蘇維埃革命的方式讓人想起康德的倫理立場，人不可只是工具性地對待他人。
[2] 作者詮釋蘇維埃革命的方式讓人想起康德的倫理立場，人不可只是工具性地對待他人。
[3] 當然，不滿不一定會宣諸於言，也可能懷恨於心。
[4] 作者應當是有能力比較南京政權與蘇維埃政權的，過去他也有若干文章的發表，包括：黃金麟，1996，〈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7(3): 91-131。黃金麟，1998，〈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 163-203。
作者其他文章
http://soc.thu.edu.tw/faculty-hjl.htm
[4] 作者應當是有能力比較南京政權與蘇維埃政權的，過去他也有若干文章的發表，包括：黃金麟，1996，〈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7(3): 91-131。黃金麟，1998，〈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 163-203。
作者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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