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_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
書目資訊
吳叡人，2001，〈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頁43-110，收入林佳龍、鄭永年等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市：新自然主義。
其他摘要或評論
新竹教育大學讀書會(2008.3.4)
摘要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反殖民行動是從政治上爭取自決權的「政治民族主義」，退往界定「臺灣民族文化」的「文化民族主義」。「1931年民眾黨與台共被日本當局摧毀，溫和的『合法民族運動』者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正式向內地延長主義低頭，而戰前臺灣本島內的政治地臺灣民族主義運動，於焉終結」，「以1930年代初期的鄉土文學論戰為起點，大批從政治戰場退卻的臺灣知識分子，開始借用文學、藝術、民俗與哲學的形式，在先前的純政治性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之外，逐步發展出一個關於台灣人的『民俗化』的論述」(pp.100-101)。
現代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是兩個平行的發展。恢復「古老榮耀的強大統一國家」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念茲在茲的目標，而對於台灣民族主義者而言，「集體的自決權」一直是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期望 (pp.49-50)。
作者認為民族是實踐的範疇而非分析的範疇，但他認為民族不只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由上而下的形塑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恰巧是從制度上，將臺灣導向「去民族化」的地方自治 (p.100)，臺灣民族主義的形成反而是「政治行動者在對抗國家的行動中建構出來的積極形式」。
作者將同化主義區分為「急進的內地延長主義」與「同化漸進論」。對於臺灣人曾經支持「急進的內地延長主義」的事實，作者提問「具有強烈漢語認同的臺灣人為何明知必須付出文化認同的代價，卻仍然對此一運動趨之若鶩呢？」(p.52)。除了武裝暴動失敗外，「自由主義的『日支同盟』與『大亞洲主義』論證對臺灣人確實有相當吸引力」，而完整的公民參政權「毋寧是日本明治年間自由民權運動和大正民主的國民參政權運動的延伸」(p.53)。
對於「急進的內地延長主義」失敗的失望，可能限縮了臺灣菁英能可選擇的政治策略。在1918年到1920年間旅居東京的臺灣菁英對辯的「六三法裁撤運動」論爭。目前我們只知道當時分為「同化主義派」與「自治主義派」，而自治主義派說服了同化主義派。
在決定路線後，台灣菁英展開對於原敬內地延長主義的批判。作者首先說明原敬內地延長主義的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
相對於此，作者以林呈祿於1920年撰寫的〈六三問題的歸著點〉、1921年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1922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為本，指出「臺灣人」如何在體制內的請願中開始具有民族的意涵。
議會請願運動的立論在於「『臺灣特殊性』與『同化不可能論』，以及國際規約之尊重殖民地精神，至少應實施立法部門的殖民地自治」(p.60)。由於「臺灣特殊性」的存在，同化運動不可能成功，並且基於「臺灣新附同胞之言語風習及其正當之權利」，同化運動在倫理上也不可欲(p.64)。
1924到1925年發生的「治警事件」，給予議會請願運動另一個答辯機會。蔣渭水區隔了國民、民族與人種三個不同概念。基於他的公民民族主義論，蔣渭水有力的質疑同化運動的必要性。
1926年的中國改造論爭表面上是在討論中國，實際上卻是在討論台灣的運動路線。作者認為這場論爭的影響在於讓「臺灣人」或「臺灣民族」成為一個「解放的範疇」，亦即「世界殖民地弱小一支的臺灣民族」(p.82)。
1927年文協正式解散，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哪個優先的問題浮上檯面。右派的蔣渭水主張民族解放就是工農的解放，並且民族解放優先於階級鬥爭，主要的理由有二[1]：
左派的立場則表達於1928年的〈政治大綱〉，其中將1895年的臺灣共和國重新詮釋為資產階級革命與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左派認為成功的希望繫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與蘇維埃聯合國的積極的援助，或殖民地工人農人的革命性反抗以及共產黨的領導」(p.96)。
左右兩派的共通點在於「從政治實踐的立場，直接將『臺灣人』或『臺灣民族』界定為列寧所謂的『被壓迫民族』，也就是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範疇」(p.99)。
評論
本文試圖論證「臺灣人」的民族意涵在政治反抗過程中逐漸形塑。先是以「漢民族」、「遭祖國拋棄、受日本歧視的弱小民族」而與強勢的「大和民族」區隔，而後在1920年代又增添了左派「被壓迫民族」的意涵。
相較於制度同化，作者認為對於同化的反抗更能解釋臺灣的個案。放到臺灣民族主義研究的視野來看，一個重要的辯論在於：民族主義的形成是由日本統治時期「延續」到戰後還是「斷裂」經驗，在國民黨來台後才形成？吳叡人的看法可以被歸類到「延續派」的陣營，認為台灣國族主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到1930年代。[2]
由於作者認為這些台籍菁英缺乏武裝勢力，只能透過論述爭取權益，因此作者透過比較不同立場的政治論述，如何彰顯與淡化「臺／日」、「民族／階級」的區隔。另一個隱隱約約的比較對象則是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
選擇請願書、期刊等文件的筆戰來勾勒民族主義思想，一個顯而易見的優勢在於：知識分子通常比較能夠相清楚自己的政治立場，而這是廣大「欠栽培」的農工份子比較無法在意的（顧生活比較要緊、講不清楚）。不過，雖然吳叡人指出自治思想的日本導師[3]，卻沒有呈現日本知識份子與臺灣知識分子的互動。此外，雖然蔣渭水主張的民族主義與臺灣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都屬於國際性的思想，但國際串連與互動同樣闕如。這讓我好奇是實際上互動的缺乏，還是可用史料的闕如呢？
註釋
[1] 作者指出蔣渭水認定民族運動優先於階級運動的兩個理由，但又接著講了四個原則（共計六個重點），包括 (3) 評判佔居臺灣社會多數人的農工階級是否獲得解放，是「防止運動倒退的良性激進力量」(p.86)；(4) 主張階級利益調和；(5) 民眾黨是先鋒黨；(6) 非共的國際主義。作者細分這些論述，主要的目的在於聲稱「臺灣解放不是中國解放的一部份」，蔣渭水不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而是「國際主義的臺灣民族主義者」(pp.91-92)，論其思想系譜是列寧→孫中山→蔣渭水。
[2] 吳彥明，2009，〈臺灣國族認同的連續或斷裂？評《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臺灣史研究》16(2): 259-268。
[3] 例如吉野作造、山本美越、泉哲等人 (p.67)。
吳叡人，2001，〈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頁43-110，收入林佳龍、鄭永年等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市：新自然主義。
其他摘要或評論
新竹教育大學讀書會(2008.3.4)
摘要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反殖民行動是從政治上爭取自決權的「政治民族主義」，退往界定「臺灣民族文化」的「文化民族主義」。「1931年民眾黨與台共被日本當局摧毀，溫和的『合法民族運動』者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正式向內地延長主義低頭，而戰前臺灣本島內的政治地臺灣民族主義運動，於焉終結」，「以1930年代初期的鄉土文學論戰為起點，大批從政治戰場退卻的臺灣知識分子，開始借用文學、藝術、民俗與哲學的形式，在先前的純政治性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之外，逐步發展出一個關於台灣人的『民俗化』的論述」(pp.100-101)。
現代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是兩個平行的發展。恢復「古老榮耀的強大統一國家」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念茲在茲的目標，而對於台灣民族主義者而言，「集體的自決權」一直是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期望 (pp.49-50)。
作者認為民族是實踐的範疇而非分析的範疇，但他認為民族不只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由上而下的形塑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恰巧是從制度上，將臺灣導向「去民族化」的地方自治 (p.100)，臺灣民族主義的形成反而是「政治行動者在對抗國家的行動中建構出來的積極形式」。
作者將同化主義區分為「急進的內地延長主義」與「同化漸進論」。對於臺灣人曾經支持「急進的內地延長主義」的事實，作者提問「具有強烈漢語認同的臺灣人為何明知必須付出文化認同的代價，卻仍然對此一運動趨之若鶩呢？」(p.52)。除了武裝暴動失敗外，「自由主義的『日支同盟』與『大亞洲主義』論證對臺灣人確實有相當吸引力」，而完整的公民參政權「毋寧是日本明治年間自由民權運動和大正民主的國民參政權運動的延伸」(p.53)。
對於「急進的內地延長主義」失敗的失望，可能限縮了臺灣菁英能可選擇的政治策略。在1918年到1920年間旅居東京的臺灣菁英對辯的「六三法裁撤運動」論爭。目前我們只知道當時分為「同化主義派」與「自治主義派」，而自治主義派說服了同化主義派。
在決定路線後，台灣菁英展開對於原敬內地延長主義的批判。作者首先說明原敬內地延長主義的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
- 同化可能論：原敬援引日本過去「併合」琉球的先例，主張普及教育等制度的設立，將有助於同化地理與人種文化接近的臺民。
- 同化必要論：原敬將過去後藤新平與兒玉源太郎的「六三法」貶抑為壓榨殖民地資源的短視做法，認為應逐步將台灣永久納入日本領土
- 同化漸進論：原敬認為急進同化反致齟齬，應當透過教化縮小文化差距與提高「民度」
不過，原敏與田健治郎所謂的「民度」，當然不僅指一般文化經濟水準，也包括人民對國家之忠誠度由一再包容(inclusion)與排斥(exclusion)之間。
相對於此，作者以林呈祿於1920年撰寫的〈六三問題的歸著點〉、1921年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1922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為本，指出「臺灣人」如何在體制內的請願中開始具有民族的意涵。
議會請願運動的立論在於「『臺灣特殊性』與『同化不可能論』，以及國際規約之尊重殖民地精神，至少應實施立法部門的殖民地自治」(p.60)。由於「臺灣特殊性」的存在，同化運動不可能成功，並且基於「臺灣新附同胞之言語風習及其正當之權利」，同化運動在倫理上也不可欲(p.64)。
然而臺灣人的漢民族身分之所以變得特殊，是因為他們以漢民族的身分成為日本帝國的國民，因此這個文化特殊性是相對於日本帝國內的支配民族大和民族而生(p.64)。
其次，在政治上，臺灣人被同文化的祖國拋棄，卻又被異文化的新母國歧視 (p.64)作者將這種臺灣特殊性稱為「非中國的漢族臺灣民族主義」(p.65)。
1924到1925年發生的「治警事件」，給予議會請願運動另一個答辯機會。蔣渭水區隔了國民、民族與人種三個不同概念。基於他的公民民族主義論，蔣渭水有力的質疑同化運動的必要性。
蔣渭水所指的「政治上、法理上看的」的「國民」明顯是日語的用法，並且同時包括了兩個意義：臺灣人消極而言，是擁有日本國籍的日本國民之一部分，積極而言，也可能成為與日本人有共同體意識的日本civil nation的一員。(p.72)
換言之，組成國家形成國民最重要的基礎不是共同的文化，而是共同的利害關係。(p.73)作者引述涂照彥的研究，指出「一次大戰之後不少臺灣本地地主因米價或地價的暴漲而致富，但物價的激烈變動卻反而使一般農民生活陷入極端不安之中，也使殖民地台灣社會經濟狀況出現『前所未有的流動性』」(p.76)。1925年以後階級問題浮現，「民族解放」與「階級運動」孰先孰後的問題開始變得重要。作者試圖指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仍是政治光譜位置各異的行動者的最大公約數。
1926年的中國改造論爭表面上是在討論中國，實際上卻是在討論台灣的運動路線。作者認為這場論爭的影響在於讓「臺灣人」或「臺灣民族」成為一個「解放的範疇」，亦即「世界殖民地弱小一支的臺灣民族」(p.82)。
1927年文協正式解散，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哪個優先的問題浮上檯面。右派的蔣渭水主張民族解放就是工農的解放，並且民族解放優先於階級鬥爭，主要的理由有二[1]：
- 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臺灣人內部尚未真正出現階級矛盾，但都來承受「民族與階級的二重壓迫」，「殖民地解放運動因此必須利基於殖民地弱小民族民族意識強過階級意識的現實」(p.85)。
- 沒有獲得政治權利，便難展開社會與經濟改革。
左派的立場則表達於1928年的〈政治大綱〉，其中將1895年的臺灣共和國重新詮釋為資產階級革命與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左派認為成功的希望繫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與蘇維埃聯合國的積極的援助，或殖民地工人農人的革命性反抗以及共產黨的領導」(p.96)。
左右兩派的共通點在於「從政治實踐的立場，直接將『臺灣人』或『臺灣民族』界定為列寧所謂的『被壓迫民族』，也就是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範疇」(p.99)。
評論
本文試圖論證「臺灣人」的民族意涵在政治反抗過程中逐漸形塑。先是以「漢民族」、「遭祖國拋棄、受日本歧視的弱小民族」而與強勢的「大和民族」區隔，而後在1920年代又增添了左派「被壓迫民族」的意涵。
相較於制度同化，作者認為對於同化的反抗更能解釋臺灣的個案。放到臺灣民族主義研究的視野來看，一個重要的辯論在於：民族主義的形成是由日本統治時期「延續」到戰後還是「斷裂」經驗，在國民黨來台後才形成？吳叡人的看法可以被歸類到「延續派」的陣營，認為台灣國族主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到1930年代。[2]
由於作者認為這些台籍菁英缺乏武裝勢力，只能透過論述爭取權益，因此作者透過比較不同立場的政治論述，如何彰顯與淡化「臺／日」、「民族／階級」的區隔。另一個隱隱約約的比較對象則是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
選擇請願書、期刊等文件的筆戰來勾勒民族主義思想，一個顯而易見的優勢在於：知識分子通常比較能夠相清楚自己的政治立場，而這是廣大「欠栽培」的農工份子比較無法在意的（顧生活比較要緊、講不清楚）。不過，雖然吳叡人指出自治思想的日本導師[3]，卻沒有呈現日本知識份子與臺灣知識分子的互動。此外，雖然蔣渭水主張的民族主義與臺灣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都屬於國際性的思想，但國際串連與互動同樣闕如。這讓我好奇是實際上互動的缺乏，還是可用史料的闕如呢？
這群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談論民族主義，完全是因為他們受日本教育的緣故。別的不提，吳叡人所提及的「文化民族主義」若非預設了一群能夠閱讀與消費文化商品的臺灣民眾，又當如何可能？「制度同化／反抗同化」的區隔，恐怕遮蔽了這群人之所以反抗的原因，例如B. Anderson可能會說在殖民教育的受歧視經驗，激發了他們尋求肯認的意識，從而回溯性地建構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區隔。
在吳叡人的筆下，臺灣菁英同樣接受臺灣人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一群人。既然認同可以是多重，而「我是中國人，也是日本人」、「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等複雜的認同組合，沒有在當時成為主流聲音，本身似乎便是需要被解釋之事。
另一個可能可以提出的議題是，論戰的勝負如何？1920、1930年代的民族主義與後來的發展是「延續」還是「斷裂」，似乎取決於論述是否持續被引用，或者閱讀。吳叡人漂亮地從繁複的政治文件中抽取出幾個簡明的特徵，但這些論爭彼此之間是否有延續性？1920年代中期將臺灣描述成「待解放的民族」是深化前一個時期的論述，還是否定前一個時期的論述呢？就以臺灣共產黨的文件來說，認為民眾黨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不正恰巧指出臺灣人也並非利益一致的群體，恰如中國人當中有地主也有農民。對於台共來說，統一陣線是怎麼畫定的，他們是否有被右派說服？這些議題似乎都沒有被處理，同樣湮沒於日本當局政治壓制的敘述。此外，後續的文化民族主義者是否以過去所曾主張的理由，反抗同化運動的主張？
另一個可能可以提出的議題是，論戰的勝負如何？1920、1930年代的民族主義與後來的發展是「延續」還是「斷裂」，似乎取決於論述是否持續被引用，或者閱讀。吳叡人漂亮地從繁複的政治文件中抽取出幾個簡明的特徵，但這些論爭彼此之間是否有延續性？1920年代中期將臺灣描述成「待解放的民族」是深化前一個時期的論述，還是否定前一個時期的論述呢？就以臺灣共產黨的文件來說，認為民眾黨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不正恰巧指出臺灣人也並非利益一致的群體，恰如中國人當中有地主也有農民。對於台共來說，統一陣線是怎麼畫定的，他們是否有被右派說服？這些議題似乎都沒有被處理，同樣湮沒於日本當局政治壓制的敘述。此外，後續的文化民族主義者是否以過去所曾主張的理由，反抗同化運動的主張？
最後，在政治文件上的論述，轉換到庶民場域是否順利也值得探究。假如民族概念終究只是紙上談兵，而無法發揮效果，又怎麼會是「實踐的範疇」，而非「分析的範疇」。
[1] 作者指出蔣渭水認定民族運動優先於階級運動的兩個理由，但又接著講了四個原則（共計六個重點），包括 (3) 評判佔居臺灣社會多數人的農工階級是否獲得解放，是「防止運動倒退的良性激進力量」(p.86)；(4) 主張階級利益調和；(5) 民眾黨是先鋒黨；(6) 非共的國際主義。作者細分這些論述，主要的目的在於聲稱「臺灣解放不是中國解放的一部份」，蔣渭水不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而是「國際主義的臺灣民族主義者」(pp.91-92)，論其思想系譜是列寧→孫中山→蔣渭水。
[2] 吳彥明，2009，〈臺灣國族認同的連續或斷裂？評《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臺灣史研究》16(2): 259-268。
[3] 例如吉野作造、山本美越、泉哲等人 (p.67)。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