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_一件T-shirt的全球之旅

        《一件T-shirt的全球之旅》揭示了政治與市場之間緊密的關係，而支持與反對全球化的行動者弔詭地站在立場的反面。作者告訴我們，國家的決策對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但也討論了民主國家面臨的困境。文末，我想討論反全球化論者對農業的看法－與棉花業相似，長期以來被視為「下級產業」－與本書做對照。

皮翠拉．瑞沃莉是經濟系的教授，經濟學的學科訓練讓她相信自由貿易將會帶給各國的人民利益。在目睹了一次反全球化的示威之後，她決定要寫這本書。她原先的出發點，是想告訴那些投入反全球化運動的學生，自由貿易對於後進國家下層工人的好處。

她在佛羅里達海灘買了一件五塊九毛九的T-shirt，並以這件T-shirt為起點，順藤摸瓜，逐漸拼湊出T-shirt的跨國生產網絡。

皮翠拉．瑞沃莉在這一趟旅程中發現，主張自由貿易者與反全球化者雙方處在一種弔詭的關係。自由主義者極力推展自由貿易，但他們同時也是推行保護主義最有力的國家；反全球化者幫助工人得以改善工作條件，[1]但他們阻撓經濟自由化的議程，忽略了其實自由貿易讓後進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這個論點來自她在上海光明紡織工廠與在華府的考察。紡織工廠的女工，從鄉村裡被吸引來都市找尋工作。她們在紡織工廠的工作環境糟糕，空氣濕悶、機器噪音很大聲，工時長而無聊乏味，而且工資不高。但對於她們而言，這樣的工作條件已經比她們在鄉村還要好。她們在鄉村的工作，非常的勞累，每天比須很早就爬起來，工作一整天才能休息。更糟的是，在鄉村裡，傳統價值觀還是認為扶養女孩子比較不好。在他們的想法裡，女孩子最終得嫁出去，不能「養兒防老」。因此，對她們而言，工廠具有解放的作用。[2]

然而，對於現有的生產者來說，這是一場「向下沉淪的競賽」。來自後進國家的女工，她們對工資的微薄需求，打壞了市場行情，現有的生產者被迫接受更低的報酬，與更差的工作條件，並且面臨工作機會外移的情境。美國的遊說團體無法接受這件事情，透過相關利益團體的集結，用選票要求政府考量他們的利益。由於利益受損的顧客、他國的紡織廠、或美國國內的成衣批發商，都不及美國紡織廠業者的團結，長期以來，他們得以左右政府的決策－儘管美國政府抱持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從美國單方面要求日本自願限縮出口額，到愈趨複雜難解的貿易規定，那些利益遊說團體，讓美國政府政府承諾「自由化，但紡織業是例外」。

政府的角色不只是保護主義而已。皮翠拉．瑞沃莉的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在於制度環境的影響。對於美國棉花業為何佔優勢的理解，通常把辯論的焦點放在美國的補貼制度。對於棉花業者的補貼，往往超過後進國家所可能負擔的經濟能力之外。但隨著WTO的議程逐漸展開，美國政府也承諾將會討論減少棉農補貼政策的可行性。

然而，皮翠拉．瑞沃莉指出，美國棉農真正的優勢在於棉農的企業精神，即使是補貼政策取消，後進國家在短時間內也不可能追趕得上。透過訪問德州的萊恩許夫婦，她發現，棉農善於利用政府降低產業的風險。棉花的特性在於，採收時需要耗費相當大的人力，黑奴的制度彌補短期間人力的不足，也繞過人力市場，對於雇主比較有利。而當黑奴被解放之後，經過政府篩選的墨西哥勞工旋即補上黑奴的位置。

當產業遇到技術上的瓶頸時，美國的環境也有利於他們技術的創新。美國棉農與大學合作，知識的創新獲得制度性的保障，加上財產權，讓美國遇到產業瓶頸的時候，生產力有突破的可能。也讓他們的生活品質，能比其他國家的同業都來得好。

此外，棉農聯合起來，整合產業的下游，設立自己的軋棉廠，獲利作為紅利均分。並盡可能的讓棉花的副產品，能夠成為獲利的來源。他們對於政府決策的影響，除了表現在保護主義與補貼制度外，政府政策也降低了棉農生產的風險，保障他們不受價格、借貸、天然災害等潛在的風險困擾。

皮翠拉．瑞沃莉對於市場與政治之間關係的闡釋，讓我收穫很多。從紡織業的生產網絡出發，可以看到政治與市場之間動態的關係，而且即便是在全球化的情境之下，國家的角色還是相當地重要。皮翠拉．瑞沃莉讚揚德州棉業的制度環境，大學的知識研發配合上產業的技術需求。這樣的模式是熊彼得式的工作型國家，政府以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取代保護主義的措施。不太可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在印度或是在非洲，想要像美國德州一樣，政府必須要有能力整頓國內秩序、保證官吏的清廉，並且能制定與推行有利於棉花業的政策。以往在解釋台灣歷史裡的經濟奇蹟，會認為勞力低廉是吸引外資的關鍵，但如果沒有政府的作為，這個亮點不會顯露出來。或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咖啡正義》裡的咖啡農，會成為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受害者。他們的產品附加價值太低，又缺乏組織的能力以應付大財團的採購，而國內的社會秩序，讓想投資的外資裹足不前。

另一方面，它也顯示了民主國家的困境。自由主義盛行的美國，居然也採用了保護主義。因為境內的利益團體，以選票作為後盾進行地遊說，讓政府拿人民的納稅錢，去支持不具備公共利益的產業，並且讓後進國家受害。儘管上任的美國總統，有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例如:雷根)也不得不對這些團體妥協。

台灣─以及大部分的民主國家─也面臨到相似的困境。在進行雙邊或多邊的貿易協商時，後進國家希望能打開它國糧食的消費市場，以交換先進國家工業產品的進口，但農業的開放在先進國家之內通常是一個敏感的話題。農業應該是自由貿易的例外嗎？

就某種程度上來說，台灣農業在土地改革之後，自耕農由於耕地面積過小，在使用機械化生產時，成本無法壓低，長期以來，都是靠自我剝削以及政府保證價格收購來換取微薄的收入。以皮翠拉．瑞沃莉的觀點來看，政府不應該支助該產業，開放外國糧食進口是最好的方式。而以地方政府的觀點來看，要帶動地方發展，最好的方式是增設工業區，除了增加就業機會、讓外地人口移入外，也能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

但是，國際糧食價格可能因為極端氣候與外資炒作而波動，隨著石油價格的增長，糧食價格也因為藉由海運運輸而跟著成長。對於台灣人來說，稻米的自給率不成問題，但是因為早年受到美國的資助與保護，台人也開始以麵粉作為糧食的主要來源。因此，國際糧食價格的上漲，仍然可能對台灣人產生影響。

從消費者選擇來看，慢食與糧食安全的概念顯然吸引了一些中產階級的消費者，她們願意付出更多的金錢與時間，來向農民購買健康食品，與農民互動。就某種程度上來說，與農民互動、農務體驗本身是一種故事行銷，故事包括鄉間環境、作物生長的過程，以及在地人與鄉土之間的回憶。

或者，社區支持型農業的概念，也讓農村有另類的可能。透過購買「榖份」，讓農民有資金生產糧食，並「以工換榖」參與農務勞動。每週能獲得固定的糧食，也與農民共同承擔風險。菜色的選擇按季節而定，但能保證是無毒農作物。

這些關於農村的想像還有發揮的空間。例如，農村相對自然的環境，可以做為環境教育的場所；社區的廟宇除了能作為公共討論的空間，也可以做為社區營造的據點。

雖然與書中敘述到的棉業相似，這些主張都暗指農業應該受到保護，難逃貿易保護主義的指責。並且，這也與政府長期以來對於現代化的想像不同，從農業到工業，再到服務業、知識產業，政府對於現代化的想法很少受到挑戰。但是，支持農業的民間團體同時也提到了另類的生活主張，並且已經在其他先進國家有實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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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翠拉．瑞沃莉對於這群反全球化者的描述，頗令人感動。她認為過去勞工工作條件已經隨著這群人的努力而有所改善，從雇用童工到注重工作安全，因為有這群人的抗爭才能得到。台灣人的工時可說相當的長，2011年全球排名第14名，且薪資遭到低估。但如果對台灣勞工進行考察，近年來似乎很少看到體制外的抗爭，社會也並不支持。這是因為勞工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遵守某些人際相處的倫理原則，還是因為體制內的協商足以使勞工獲得滿意的結果，目前不得而知。

[2] 胡台麗的《媳婦入門》(1997)也有講到類似的現象。在台灣經濟成長的過程裡，中小企業順從的女工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家裡的男性手足受到的待遇比她們好，在工廠上班，由於中小企業動用親屬網絡的特徵，她們仍然有可能被剝削，所獲得的工資被當作家補貼用而寄回家裡。在工廠工作學習到的技術，在另一家工廠裡可能就用不到了，因而為轉行投下沉默成本。但工廠帶給她們的自由還是可以看得見。最起碼她們脫離了家庭的制約，寄回家裡的錢有部分可以偷偷保留下來，作為存款；胡台麗也發現，農村隨著台灣工業化的進程，出現了未婚生子的現象，這在以前很少發生。可見工廠做為異質元素的匯集地，也對女工在觀念或行動上產生了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