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_重構臺灣（第五章 締造民族語言）
書目資訊
蕭阿勤，2012，《重構臺灣》。臺北市：聯經。
其他摘要或評論
施淳孝，2015，〈評介蕭阿勤著，《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史原》6。
摘要[1]
本書原為蕭阿勤2000出版之英文專書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London: Routledge)翻譯而成，主要處理的時間範圍是1970到1990年代末。然而，為了交代歷史背景，作者也用了兩章的篇幅交代日殖時期、戰後國民政府來台，語言與文學問題的發展（第二章、第三章）。本書於2012年翻譯為中文時，作者加進新序，除了交代對話理論、定位本書貢獻，他也討論時事與本書論題的關係。近期(2018年)在接受學苑編輯委員會專訪時，蕭阿勤試圖指出他的理論仍然沒有過時，例如香港就「像是台灣的後美麗島時期」。
本書除序文外，共分七章，並在書後附有名詞索引與兩篇附錄，〈民族主義者與蝙蝠〉、〈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依循Ernst Gellner對於民族主義的定義，「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政治原則，它主張政治單位的界線與民族單位的界線應符合一致」[2]。準此，可區分出三個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元素：「民族」（集體認同）、「國家」（政治事務）與「領土」(pp.328-29)。藉助於Miroslav Hroch對民族主義形成三階段的區分，蕭阿勤試圖想區分出民族主義的先行與後進者，在打造集體認同的過程差異。
對於民族主義的晚進者，民族是有意識打造與追求的對象，而不是慢慢清晰的視野架構。致力於挖掘臺灣「文化特殊性」的「文化民族主義」者，是在本土政治勢力遭遇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政治挫敗後，才有意識地援引來對付國民黨政權(pp.326-28)。文化民族主義相對於政治民族主義，要求的並不只是政治單位與民族的界線相一致，它也期待民族能夠展現出民族的獨特文化(p.54)。文學、語言、歷史等便成為知識分子追索「文化特殊性」的場域所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本書在第一章所揭示的核心提問便在於，「文化特殊性的概念，如何促進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
第五章從199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治人物學習台語的現象為起點，探問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如何挑戰國語的官方語言地位，以及他們如何論證語言與民族之間的關係，最後以文化民族主義者面臨的難題為結尾，亦即如何在國族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取得平衡。
戰後國民黨讓國語成為唯一官方語言，並將其它語言貶抑為方言。他們要求在公共的場合只使用國語，包括公務機關(1965)、學校(1946)、電視(1972開始緊縮)。這種單語政策反映了當時本省人與外省人關係的緊張，並且獨尊國語也顯現出國民黨的中國性。不過，作者的有趣觀察是，國民黨的語言政策確實團結了外省人，他們在台灣很少能夠找到操持家鄉語言的人對話，國語便成為「外省人身分與集體認同的重要標誌」(pp.239-240)。
國語政策確實有其成效，反映在台語缺乏吸納新詞彙的能力、本省年輕人漸漸對台語感到陌生、「國語－台語」語言階層的確立等。準此，台灣民族主義者在復興台語時，首先攻擊的就是臺語的「方言」地位，並試圖論證只有台語才能表達台灣的獨特性。
實際上，臺語有羅馬拼音與漢字兩種書寫系統。約有30%的臺語詞素無法找到對應的漢字，對於1980年代末期逐漸增多的台語作家來說便構成困擾。對於他們來說，眼下有三種解決方案；一種是直接借用既存的漢字或者創造新字，一種是使用羅馬拼音來取代那些無法以漢字表達的詞素，最後則是完全使用拼音系統來書寫臺語。不過，不管是哪一種解決方案，共同的預設都是台語文學就是臺灣文學。然而，臺灣文學是否就是台語文學卻引起了廣大的爭議。雖然有些人認為「臺灣文學就是台灣人用母語寫成的文學」（林宗源），但實際上本土語言的文學創作者大多數卻都是嘗試以福佬話寫作，也確實有人主張「台語文學必須視為是臺灣文學的代表」(p.269)。這樣的論述引起說其他本土語言者的不安（尤其是客家人），造成福佬語倡議者與其他操持本土語言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評論
B. Anderson所說，民族是有意識追求的對象。這個觀察可能比蕭阿勤所想的還要更為銳利。如果「民族自決」的口號是將弱小民族從帝國的政治管轄範圍中拉扯出來，或者確實鼓勵了弱小民族尋求民族團結的行動，情況很明顯的是，他們都是在政治競爭的過程中。只是競爭的對象並不是內部的主宰者，而是外部的侵略者。
如果前述的觀察正確，臺灣（乃至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晚進性，便不體現在民族主義的認同的工具性特別凸顯，而是其「後殖民」的面向，亦即沒有自己的語言的這個事實——臺語只有被標示為低俗、方言的情況下，才會被納入「語言」的討論。同樣是爭取「言文一致」，仍然有自足的政治實體構成了台灣與日本、中國不同的關鍵差異。
當然，反過來我也會想問，在西歐、美國、日本、中國，國族與民族具有相同的緊張關係嗎？還是如同後來的臺灣一樣，兩者之間的緊張與矛盾，還是有可能由國家調和？另外，參照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對於「言文一致」的困難與克服的簡單描述，「翻譯」在建構臺灣白話文學的角色，似乎應該予以重視，即使是一個失敗的案例，我們總也該知道為何失敗？[3]
言文一致的技術困難、追求平等與差異的倫理困難，至今仍然是我們所屬的當下歷史。
註解
[1] 我的閱讀範圍以第五章為主
[2] 蕭阿勤整理了關於民族主義起源的各種解釋因素，包括行政權力集中化(Giddens、Tilly、Mann)、國家與社會的差異(Breuilly)、工業化要求有文化同質性的勞工(Gellner 1983)、印刷資本主義形塑人民之間的共感(Anderson)、傳統人際網絡如家族、社區、宗教在現代社會中衰弱而使得人們尋求安全感的替代物(Kedourie)。我對於人際網絡破裂的解釋最感興趣，並且認為柄谷行人對於民族的討論可能比較能夠塞進Kedourie的理論框架吧。網路上可以找到Elie Kedourie所著Nationalism的第一章、討論中東國家失敗的民主化的專著。
[3] 針對翻譯在日治時期作家的作用，李育霖的著作可以參考。
蕭阿勤，2012，《重構臺灣》。臺北市：聯經。
其他摘要或評論
施淳孝，2015，〈評介蕭阿勤著，《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史原》6。
摘要[1]
本書原為蕭阿勤2000出版之英文專書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London: Routledge)翻譯而成，主要處理的時間範圍是1970到1990年代末。然而，為了交代歷史背景，作者也用了兩章的篇幅交代日殖時期、戰後國民政府來台，語言與文學問題的發展（第二章、第三章）。本書於2012年翻譯為中文時，作者加進新序，除了交代對話理論、定位本書貢獻，他也討論時事與本書論題的關係。近期(2018年)在接受學苑編輯委員會專訪時，蕭阿勤試圖指出他的理論仍然沒有過時，例如香港就「像是台灣的後美麗島時期」。
本書除序文外，共分七章，並在書後附有名詞索引與兩篇附錄，〈民族主義者與蝙蝠〉、〈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依循Ernst Gellner對於民族主義的定義，「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政治原則，它主張政治單位的界線與民族單位的界線應符合一致」[2]。準此，可區分出三個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元素：「民族」（集體認同）、「國家」（政治事務）與「領土」(pp.328-29)。藉助於Miroslav Hroch對民族主義形成三階段的區分，蕭阿勤試圖想區分出民族主義的先行與後進者，在打造集體認同的過程差異。
對於民族主義的晚進者，民族是有意識打造與追求的對象，而不是慢慢清晰的視野架構。致力於挖掘臺灣「文化特殊性」的「文化民族主義」者，是在本土政治勢力遭遇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政治挫敗後，才有意識地援引來對付國民黨政權(pp.326-28)。文化民族主義相對於政治民族主義，要求的並不只是政治單位與民族的界線相一致，它也期待民族能夠展現出民族的獨特文化(p.54)。文學、語言、歷史等便成為知識分子追索「文化特殊性」的場域所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本書在第一章所揭示的核心提問便在於，「文化特殊性的概念，如何促進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
第五章從199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治人物學習台語的現象為起點，探問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如何挑戰國語的官方語言地位，以及他們如何論證語言與民族之間的關係，最後以文化民族主義者面臨的難題為結尾，亦即如何在國族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取得平衡。
戰後國民黨讓國語成為唯一官方語言，並將其它語言貶抑為方言。他們要求在公共的場合只使用國語，包括公務機關(1965)、學校(1946)、電視(1972開始緊縮)。這種單語政策反映了當時本省人與外省人關係的緊張，並且獨尊國語也顯現出國民黨的中國性。不過，作者的有趣觀察是，國民黨的語言政策確實團結了外省人，他們在台灣很少能夠找到操持家鄉語言的人對話，國語便成為「外省人身分與集體認同的重要標誌」(pp.239-240)。
國語政策確實有其成效，反映在台語缺乏吸納新詞彙的能力、本省年輕人漸漸對台語感到陌生、「國語－台語」語言階層的確立等。準此，台灣民族主義者在復興台語時，首先攻擊的就是臺語的「方言」地位，並試圖論證只有台語才能表達台灣的獨特性。
實際上，臺語有羅馬拼音與漢字兩種書寫系統。約有30%的臺語詞素無法找到對應的漢字，對於1980年代末期逐漸增多的台語作家來說便構成困擾。對於他們來說，眼下有三種解決方案；一種是直接借用既存的漢字或者創造新字，一種是使用羅馬拼音來取代那些無法以漢字表達的詞素，最後則是完全使用拼音系統來書寫臺語。不過，不管是哪一種解決方案，共同的預設都是台語文學就是臺灣文學。然而，臺灣文學是否就是台語文學卻引起了廣大的爭議。雖然有些人認為「臺灣文學就是台灣人用母語寫成的文學」（林宗源），但實際上本土語言的文學創作者大多數卻都是嘗試以福佬話寫作，也確實有人主張「台語文學必須視為是臺灣文學的代表」(p.269)。這樣的論述引起說其他本土語言者的不安（尤其是客家人），造成福佬語倡議者與其他操持本土語言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評論
B. Anderson所說，民族是有意識追求的對象。這個觀察可能比蕭阿勤所想的還要更為銳利。如果「民族自決」的口號是將弱小民族從帝國的政治管轄範圍中拉扯出來，或者確實鼓勵了弱小民族尋求民族團結的行動，情況很明顯的是，他們都是在政治競爭的過程中。只是競爭的對象並不是內部的主宰者，而是外部的侵略者。
如果前述的觀察正確，臺灣（乃至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晚進性，便不體現在民族主義的認同的工具性特別凸顯，而是其「後殖民」的面向，亦即沒有自己的語言的這個事實——臺語只有被標示為低俗、方言的情況下，才會被納入「語言」的討論。同樣是爭取「言文一致」，仍然有自足的政治實體構成了台灣與日本、中國不同的關鍵差異。
當然，反過來我也會想問，在西歐、美國、日本、中國，國族與民族具有相同的緊張關係嗎？還是如同後來的臺灣一樣，兩者之間的緊張與矛盾，還是有可能由國家調和？另外，參照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對於「言文一致」的困難與克服的簡單描述，「翻譯」在建構臺灣白話文學的角色，似乎應該予以重視，即使是一個失敗的案例，我們總也該知道為何失敗？[3]
言文一致的技術困難、追求平等與差異的倫理困難，至今仍然是我們所屬的當下歷史。
註解
[1] 我的閱讀範圍以第五章為主
[2] 蕭阿勤整理了關於民族主義起源的各種解釋因素，包括行政權力集中化(Giddens、Tilly、Mann)、國家與社會的差異(Breuilly)、工業化要求有文化同質性的勞工(Gellner 1983)、印刷資本主義形塑人民之間的共感(Anderson)、傳統人際網絡如家族、社區、宗教在現代社會中衰弱而使得人們尋求安全感的替代物(Kedourie)。我對於人際網絡破裂的解釋最感興趣，並且認為柄谷行人對於民族的討論可能比較能夠塞進Kedourie的理論框架吧。網路上可以找到Elie Kedourie所著Nationalism的第一章、討論中東國家失敗的民主化的專著。
[3] 針對翻譯在日治時期作家的作用，李育霖的著作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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