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_From Treaty Ports to Provincial Status 19860-894

Murray A. Rubinstein, ’From Treaty Ports to Provincial Status 19860-894 ’, “Taiwan: A New History “, M.E.Sharpe, 2006, 165-180.

        作者指出，從1860到1894年，台灣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隨著開港通商、日本殖民行動的展開，清政府更加積極治理台灣(派駐有能力的官員來台、建省)。1874年日本攻擊南台灣、1884-5法國封鎖基隆，暴露出台灣的脆弱地位。

        在這一段時期，西方的傳教士、商人、民政與軍務官員在台灣的人口比例所佔不高，但是卻相當有影響力。本部分提及的開港通商，帶來了深刻的社會變化。以下將先摘要開港通商的內涵，再陳述開港通商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台灣開港通商的決定是在1860年中英法北京條約之後，台灣被納入世界貿易體系裡，就當時的情勢來看，她卻也扮演著緩和西方勢力進逼的角色，而且也剛好切合當時台灣的需要。

        當時商人自願在台灣定居者不多，可能因為船難或其他的緣故才暫時留在台灣，他們通常會委託中國人當買辦，以因應中國政府對商品的壟斷(以及降低言語不通、信任感不足等交易成本)；由於台灣的熱帶疾病與惡劣的居住環境，外國官員因為貶官才被任命到台灣。傳教士在台灣奉獻了長久的時間，但是整體的傳教活動並不是很順利。其中傳教較為成功地的馬偕，主要是使用拔牙技術作為誘因，但是拔牙的人數遠超過願意皈依的人數。

        不若之前供應福建糧食，當時台灣的稻米的內需逐漸增加，台灣的茶、蔗糖、樟腦做為國際商品而流通。而進口品中最大宗的是鴉片，但進口品也逐漸多樣化。樟腦的出口受制於原漢衝突的影響－中國人冒著生命危險伐取樟腦，卻沒有跟原住民事先協調。在1868年樟腦戰爭以前，中國政府壟斷樟腦的貿易，在此之後，外國商人的獲利暴增，而在1880年代，由於樟腦可以做為化學藥品、塑膠、無煙手槍的原料而需求激增，使得對樟腦課以重稅的清政府也獲得財政收入。

        茶在開港通商以前只與中國貿易。由於茶的產製需要繁瑣的人工、又分散在零碎的北部山地，且烘焙等製作工程也掌握在中國人手中。台灣的茶依賴於外國商人與中國銀行提供的資金與產銷，才讓下游商人有資金購置茶葉、擴大耕種的面積。糖的貿易雖然與茶相似沒有辦法大規模製造，分為頭家篰與公司篰兩種。由於當時製糖技術進步，需要達到規模經濟才可能競爭。台灣受限於資金與技術的闕如，主要轉而供應中國黑糖。

        當時經濟上的變化對台灣社會產生衝擊。貧富的差距逐漸擴大，例如:王船祭的祭品日益豐厚，以安撫遊民、乞丐等底層人民。

        原本台南是經濟與政治的中心，現在為了還沒開採的自然資源、與商業貿易的機會而逐漸北移。北部的淡水港口由於樟腦與茶葉的貿易而聚集人口，稍後的基隆由於煤礦與金礦的開發而發展。

        林滿紅指出，開港通商使得中國的移民由於經商合作的需求而彼此融合，也逐漸凝聚出共同的意識。但是對於原住民的衝突卻由於樟腦貿易與政府「開山撫番」的政策而逐漸加劇。